第三方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认定

在现代商业实践中，很多金融机构在投资各类资产管理产品时，为了降低投资风险，除了寻求传统担保措施如抵押、质押之外，还往往要求金融产品发行人或者实际用资人提供资信等级较高的第三方承诺补足差额或提供流动性支持，这些商业安排本质上属于一种增信措施。

差额补足通常指融资人未按照约定兑付本息时，由第三方依约就差额部分履行补足义务。流动性支持通常指融资人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关联方出具的，为债权实现提供一定程度资金支持的承诺。两者在增信方面功能一致。

对于差额补足、流动性支持此类增信措施的法律性质，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其性质可以分为保证、债务加入、独立合同三大类型。具体属于哪个类型，系通过意思表示解释来确定。本文依据现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探寻第三方增信措施法律性质的意思表示解释方法，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助益。

首先，采用文义解释法。即从增信措施所使用的文字词句出发，识别其所体现的意思表示。若增信措施明确使用“保证”“担保”等表述，一般可以认定性质为保证。若增信措施使用了“债务加入”“共同借款人/债务人”“还款义务人”的表述，一般可以认定性质为债务加入。但是，若增信措施使用了“连带责任”“共同偿还”等表述，鉴于连带责任保证、债务加入均体现为保证人、债务加入人承担连带责任，故仅依据该等措辞尚无法区分两者，应继续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进行识别。

其次，采用目的解释法。是否具有从属性是保证和债务加入的本质区别。具体而言，保证责任从属于主债务，体现在保证责任的成立、效力、责任范围、变更、处分、消灭等方面均具有从属性。债务加入仅在产生上具有从属性，债务加入后，债务加入人负担的债务即与原债务各自独立，债务加入人本质承担的是自己的债务，故与债务人在承担债务方面并无主次、从属之分。因此，在个案中判断增信措施系保证或者债务加入，核心在于考察第三方希望承担的是从属的债务还是独立的债务。具体有以下考察标准：

实践中，第三方增信措施多数可以归入保证、债务加入这两种类型，但也存在不能归入这两者而认定为独立合同的情形。具体而言，保证的从属性决定了提供保证前应有主合同，而债务加入系加入到已有债权债务关系之中。故两者共同点是，在出具增信措施之前，已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认定为独立合同的第三方增信措施，无法对应已经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这是其与保证、债务加入本质区别所在。

在增信措施性质为独立合同的案件中，法院重点查明增信措施是否对应主合同，主要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察。其一，考察合同主体的重合情况。若增信措施的合同主体与其他合同的主体完全不重合，则认为增信措施并非针对特定合同作出，在责任产生方面不具有从属性。其二，适用情形的附从性。若增信措施有独立的适用情形，其适用不依赖于特定合同的履行情况，则认为增信措施系特定情况下对债权人直接进行补偿。综合上述特征，法院认定增信措施的性质为独立合同[4]。

独立合同性质的增信措施多见于多层投资架构中。在此类架构中，多个主体可能均会提供增信措施，尽管这些增信措施在功能上是通过不同角度保障某些投资人的资金安全，但从法律角度审视，若无法明确增信措施对应的主合同，则其性质较可能被认定为独立合同。

裁判规则总结：若增信措施没有直接体现保证特征的表述，则性质是否为保证，取决于是否体现了从属性。从属性从履行顺位性、增信措施承担的债务与原债务是否同一等角度得以体现。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754号案件中，A公司、B公司、C公司等签订《差额补足协议》，约定：鉴于C公司与B公司签署了《回购协议》，C公司或其指定第三方在回购协议项下回购B公司投资持有的全部有限合伙份额。为保障C公司在《回购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履行，A公司向B公司提供差额补足义务。一、A公司为C公司依据《回购协议》中约定的对有限合伙份额回购的义务承担最高限额差额补足义务。差额补足金额=《回购协议》中约定的回购总价款- C公司已向B公司支付的回购价款。二、如果C公司未能按照《回购协议》的规定履行回购价款支付义务，A公司承诺在收到B公司书面通知后的30个工作日内，根据书面通知所载金额代C公司支付《回购协议》项下应付资金。三、如果A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了最高限额差额补足义务，有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行使追偿权。

一审法院以A公司的债务不具有从属性为由，认定其责任性质为债务加入。二审法院认为，《差额补足协议》在鉴于条款中约定，为保障C公司在回购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的履行，A公司同意向B公司提供本协议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差额补足协议》中约定的差额补足义务是指：“若C公司未能按照回购协议的规定及时支付回购价款，则B公司有权要求金源公司按照回购协议中约定的回购价款进行差额补足。” “如果A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了最高限额差额补足义务，有权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形式追偿权。”从上述约定内容看，A公司是对主债务人C司不能履行的差额部分承担责任，而且A司承担责任后，有权行使追偿权。上述约定亦符合保证合同从属性的法律特征。故《差额补足协议》符合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该合同性质应为保证合同。

对该案的分析：我们认为，本案两审法院对《差额补足协议》的性质认定迥异，根本原因在于个案中并不容易认定保证与债务加入的核心差异，即从属性问题。本案中，根据各方当事人诉辩主张，二审法院认定《差额补足协议》具有从属性，其逻辑为：

裁判规则总结：若增信措施没有直接体现债务加入特征的表述，则需要综合运用债务加入认定标准进行分析。其中，利益标准涉及分析增信措施的作出背景或原因，进而分析第三方与债务是否存在利益关系。

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民终73号案件中，郭某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为，其已知悉A信托公司代表信托计划认购了B有限合伙份额。知悉A信托公司与C公司等签署了《差额补足及收购协议》，在约定条件触发情形下，由C公司收购A信托公司持有的B有限合伙份额。知悉D公司对C公司的差额补足义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现因C公司涉诉，若2018年10月31日后，C公司未妥善解决与相关方的争议，郭某承诺在收购到期日A公司提出差额补足要求后5日内，为C公司在《差额补足及收购协议》项下收购A公司所持合伙份额的义务承担差额补足义务。郭某系D公司的大股东（持股97%）、法定代表人。

对于《承诺函》的法律性质，法院认为，从《承诺函》的内容来看，郭某明确“本人承诺在收购到期日A公司提出差额补足要求后5日内向A托公司支付全部差额补足款”。故郭某履行差额补足义务的付款期限是明确和具体的，并不以C公司、D公司等保证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付款义务为前提，亦不存在在上述各方执行不能之后郭某才承担付款义务的意思表示。郭某出具《承诺函》之时，系在案外人对C公司提起诉讼，而A公司在此情况下依据《差额补足及收购协议》有权要求C公司履行提前收购义务的情形下，旨在促使A公司不要求C公司进行提前收购而采取的增信措施。A公司显然不希望在其放弃要求提前收购权利的情况下，尚需在对C公司、D公司诉讼并执行不能之后，才能寻求郭某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基于上述分析，法院认定《承诺函》的性质为债务加入。

对该案的分析：我们认为，本案《承诺函》没有直接体现债务加入特征的表述，法院系综合《承诺函》的措辞、出具背景认定其法律性质。由于郭某履行差额补足义务并不以C公司、D公司等保证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付款义务为前提，故优先排除一般保证，这点比较容易判断。对于是连带责任保证还是债务加入问题，是分析其性质的难点。对此，法院认为郭某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其付款期限是明确和具体的，此分析适用了“履行债务的确定性标准”。但是，我们认为对性质认定最为关键的是《承诺函》的出具背景。《承诺函》出具时，C公司收购合伙份额的条件已触发，D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条件亦已触发。作为D公司大股东，郭某出具《承诺函》，避免了D公司立即承担保证责任，即郭某对原债权债务具有直接利益。故“利益标准”可能是认定《承诺函》的重要原因。

通过本案可知，若第三方履行债务不依赖于主债务人履行债务情况，且债务承担的时间已经比较确定，则满足债务加入的“履行债务的确定性标准”。除考察文义外，亦需要考察增信措施的作出背景或原因，因该等事实可能关系第三方与主债务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关系，从而有适用债务加入的“直接利益标准”空间。关于增信措施背景或作出原因的证明方法，由于“鉴于条款”通常载明了增信措施作出的来龙去脉，因此“鉴于条款”是证明的有力武器。

裁判规则总结：若增信措施做出时不存在相对应的主债务，即第三方不是参与到既存的债务关系中，而是单独成立一个新债务的，则增信措施的性质为独立合同。性质为独立合同的增信措施常见于多层次投资架构中，此类增信措施服务于保障优先级投资人资金安全的整体目的，但因无法对应主债务，即其适用条件具有独立性，故性质为独立合同。

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沪民终567号案件中，A银行通过B公司设立的资管计划出资认购C基金优先级有限合伙份额28亿元，D公司认购劣后级有限合伙份额6000万元。C基金设立系用于收购MPS公司65%股权，并约定通过案外人收购标的公司股权实现投资退出。

D公司向A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同意在C基金成立届满36个月之内，由案外人或D公司指定的其他第三方以不少于人民币28亿元×（1+8.2%×资管计划存续天数/365）的目标价格受让C基金持有的投资股权，如果最终该等股权转让价格少于目标价格时，D公司同意对目标价格与股权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无条件承担全额补足义务。届时，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MPS股权没有完全处置，D公司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

关于《差额补足函》的法律性质，法院认为，A银行不是《合伙协议》及MPS公司股权回购协议中的直接债权人，D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也不以《合伙协议》中C基金的债务履行为前提。D公司在《差额补足函》中承诺的是就C基金持有的投资股权转让目标价格与实际转让价格之间的差额承担补足义务或在MPS公司股权没有完全处置时承担全额差额补足义务，与MPS公司股权回购协议的相关债务不具有同一性。因此，《差额补足函》的性质为独立合同。

对该案的分析：我们认为，若增信措施作出时并不存在相对应的主债务，即该第三方不是参与到既存的债务关系中，而是单独成立一个新债务的，则增信措施的性质为独立合同。本案中，A银行为了保障其投资于资管计划的资金安全，设置了不同层次的增信措施。在C基金层面，由案外人或D公司向C基金承担回购或者差额补足义务。在资管计划层面，由资管计划管理人B公司与普通合伙人签订《合伙份额转让合同》，约定在转让事件发生时B公司将基金份额转让给普通合伙人。此外，D公司作为劣后级优先合伙人直接向A银行出具《差额补足函》，向A银行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这些增信措施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直接或间接保障了A银行的资金安全。但从法律形式上看，D公司向A银行履行《差额补足函》有独立的适用条件（即资管计划终止日，如果MPS股权没有完全处置），不以其他增信措施未履行作为前提，故该《差额补足函》并无对应的主债权，属于一项独立的增信措施，性质为独立合同。